1999年10月至12月，这四十个大盗租住在济州市西门大街金家大院里。

  古丽用半块砖头在墙上算了一笔账，她对库班说：“我们，四十个人，一天要吃五十元钱的馒头，六十元的菜。即使是咸菜吧，也要吃下去二十斤。我们都一个月没吃到肉了，加上抽烟，就连巴郎都学会了抽烟，加上房租、水电费，算一百吧。这还是少的，我们每天的花销就得二百元，一个月就是六千多元，天哪，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”

  库班正在睡觉，他用被子蒙上头，拿手指堵住耳朵，免得听见古丽的唠叨。

  古丽那特有的深邃眼神开始变得忧虑，她继续说：“昨天，生瓜和白扇被人揍得鼻青脸肿地回来了，他俩什么也没偷到。让这些废物回家去吧，回到棉花地里去吧。还有，巴郎用偷来的钱买了一把玩具手枪，他还是个孩子，贪玩，巴郎，巴郎。”

  古丽向窗外喊，一个正在院子里吃香蕉的小孩跑进来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  库班的手从被窝里伸出来，用手背狠狠地扇了巴郎一下，巴郎的嘴就流出了血。

  这是一个黄昏，此后就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甚至名扬海外的盗窃案。

  金家大院向东走六分钟就是西门储蓄所，几天来，生瓜和白扇就在储蓄所门口盯着取钱的人，他们一无所获。

  有一天，库班从黄昏时就站在路边，看着储蓄所，他站了一整夜，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

  天亮时，他用脚踩灭最后一个烟蒂，回家了。

  古丽正在院里洗衣服，库班把孩子们喊到一起。“我们要干一件大事，”他说，“这件事就是，挖——地——道，把那个银行里的钱全部偷出来，全部，连毛票也不给他们剩下。”

  孩子们听完后，欢呼雀跃，高兴得把帽子扔向了天空。

  当天晚上，他用绳子测量了从金家大院到储蓄所的准确距离。第二天，他买了电钻、铁锨、十字镐、矿灯。

  上午10点，库班用脚在院子里的泥地上画了个圈，把一桶水倒进圈子里，对孩子们说：“挖吧，就从这里开始。”

  院门紧闭，十几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开始挖地道，另外二十个孩子在晚上把挖出来的土悄悄运到郊外的一个池塘里。三个月后，那池塘被填平了，地道却迷失了方向。他们穿过了一条街、几间房屋，甚至从一棵树下挖了过去，然而并没有到达储蓄所的下面。库班一筹莫展，想到了在狱中认识的一个朋友，此人叫刘朝阳，外号“耗子”，是个真正的挖洞高手。

  刘朝阳来了之后，先去了一趟银行，仔细查看了银行保险库的位置，然后查看了地道，在树根下面，他对库班说：“这是一棵柳树，向右挖吧。”

  他们仅仅挖了三天，刘朝阳指指头顶，说：“到了。”

  案发后，当地警方对前来采访的媒体声称，这批窃贼可能有精良的器材，包括环球定位系统，还有多名数学、工程和挖掘专家。我们知道，所谓精良的器材不过是一些最简单的工具，警方提到的数学、工程和挖掘专家就是刘朝阳，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煤矿工人，曾经因盗墓被判刑三年。

  警方指出，这些窃贼在储蓄所附近租了一个院子，关上门挖地道，没有引人怀疑。地道呈现的是“人”字形状，说明这群家伙曾经迷了路，那棵柳树为他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，地道墙壁钉有塑料板，地面铺着木板，沿途有电灯照明，还有一间工作室。银行职员在上午8点才赫然发现钱库地面上的一个大洞，窃贼搬走了钱库内的5个保险箱，未触动警铃，保险库的行动感应器和保安摄像机，毫无反应。警方没有透露这些窃贼盗走了多少钱。

  当天上午8点，也就是银行职员看见那个大坑发出尖叫的那一刻，库班已经坐上了回乡的火车。

  库班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车厢里臭气熏天。

  一个妇人的腋臭和一个木匠的脚气混在一起，一个男人打哈欠呼出的大蒜味道，在半空中，和另一个男人打饱嗝喷出的韭菜味道相撞，香烟，劣质香水，晕车者的呕吐物，种种气味混合在一起，就成了臭味。

  闹哄哄的乘客，臭烘烘的车厢，连空气都让人窒息，说明每年的春运高峰期有多么糟糕。

  库班的旁边坐着一个长头发的年轻人，年轻人说：“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，是在车顶上，一车厢的煤炭就在屁股下面。现在，挤得嗷嗷叫，咱俩换换位置嘛，老兄，嗯，我要方便一下。”

  库班不情愿地和他交换了座位，他打开车窗，向外面撒了一泡尿。

  也许是一泡尿产生的好感，库班向这个长发的年轻人举起啤酒瓶子，示意他要不要喝一杯。